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十几亿人口要吃饭，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粮食安全纳入国家安全能力统筹考量，对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藏粮于地”战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13657亿斤，实现了“十八连丰”，并且连续七年保持1.3万亿斤以上；2022年夏粮生产实现了“十九连丰”的佳绩。“藏粮于地”成为端牢中国“饭碗”的最好诠释。

具体来看，一方面，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幅中66%的贡献来自于单产提高，34%来自于面积扩展，尽管单产贡献占主导地位，但后者表现出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从不同粮食作物品种看，我国水稻、小麦单产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玉米、大豆单产明显低于美国、阿根廷等主要产出国。提升单产是一个慢变量、层次递进的过程，因此，保障粮食面积是稳定粮食基本盘的根本举措。此外，从不同作物类型看，土地要素贡献率表现出“粮食作物高、经济作物低”的特征，这表明耕地数量及其质量对粮食作物具有更强影响。由此可见，尽管农业科技创新有助于提升粮食生产效率和能力，但耕地仍始终是粮食高位增产、高位护盘的地基。

近年来，我国实行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当前耕地保护利用还面临诸多困境。一是耕地数量趋紧，后备资源不足。我国耕地资源绝对量大、人均量小，总量和人均量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同时，我国后备耕地资源有限，且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生态脆弱区，开发利用难度大、成本高。二是耕地质量下降，可持续发展能力受限。全国整体耕地质量等级偏低，中低产田占比超过三分之二，优质耕地资源十分紧缺。耕地不合理利用导致区域性生态问题突出，如东北黑土区黑土层变浅流失、华北及黄淮平原潮土区耕层变浅、土壤盐渍化严重、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土壤酸化、潜育化等。三是“非农化”“非粮化”现象凸显，耕地生产压力较大。城镇化加速引致用地需求激增，耕地资源成为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同时，种粮比较效益持续下降，也使耕地“非粮化”形势更为严峻。

安不忘危，未雨绸缪。当下，立足新发展格局，要真正落实“藏粮于地”，笔者以为，在耕地保护利用方面应重点把握好以下四点：

首先，强化用途管制，严守耕地红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于耕地数量刚性控制和弹性空间，完善耕地“进出平衡”政策，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永久基本农田保持在15.46亿亩以上。各地要严格把握农业结构调整，尤其要警惕以调整种植业结构为名，大幅减少粮食面积的倾向。

其次，加强科技创新，数量质量双提升。一方面，可以综合运用航天卫星遥感、无人机遥感等现代信息技术，强化对耕地用途管制的监管，及时监管耕地的具体利用类型，做到“数、线、图”一致，建立并完善耕地保护“一张图”，使耕地用途管制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有效的科技手段促进耕地质量不断提升，如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力度，通过深耕深松、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配施有机肥等保护性耕作技术，提升耕地可持续生产能力。

再次，压紧党政同责，细化部门责任。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耕地保护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细分考核指标和权重，确保相关任务到点、责任到人，提高考核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还可以在考核中引入第三方机构评估，确保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客观。各地要充分发挥考核结果的导向作用，考核结果经审定后由国家机关向地方政府通报，以显示考核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此外，还应进一步落实奖惩制度，中央财政可对考核结果优秀的省份给予政策、项目和财政资金上的倾斜，以提高地方党政抓好粮食安全的积极性。

最后，强化区域联动，加大利益补偿。当前，随着粮食生产逐渐集聚化，主产区粮食供给责任吃重。由于粮食生产收益较低，粮食主产区一直囿于“背着包袱抓粮食，抓了粮食背包袱”的困境。因此，各地还应立足“生产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两个层面，统筹协调资源，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粮食安全联动机制，协调产销区利益关系，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抓好粮食安全这个“国之大者”，还需上下同心、真抓实干、笃行不怠。只有进一步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我们才能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