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黄金期四大隐忧 18亿亩红线能否守得住》

    “九连增”成就辉煌，“十连丰”收获在即，中国最长的农业黄金期仍然面临艰巨挑战，使得农业工作须臾不可松懈

    　　当前，夏粮开镰收割全面展开，来自农业部的分析判断，如果后期不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今年有望再获夏粮“十连丰”，延续中国农业黄金期的发展大势。

    　　但是，中国的农业黄金期也面临诸多潜在和现实的难题。水、土地、人力等资源日益紧张，包括农村在内的环境污染压力愈发沉重，农业科技力量依然薄弱，对外依存逐步加深，农产品质量堪忧等。

    　　专家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相对落后的农业如何不被边缘化和弱势化，实现农业发展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跨越，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传统小农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加快转变，直接左右着这一农业黄金周期的前景。

    　　18亿亩红线能否守得住

    　　此轮中国农业黄金期中，粮食多年丰产与播种面积的稳定密不可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秦富向本刊记者表示，粮食播种面积是决定粮食产量的关键因素，“中国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为粮食的连年增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持续挑战。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十年，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6万平方公里左右，扩大到4万多平方公里，扩大了50%以上，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

    　　其中，有多少耕地被占，没有确切而权威的统计数字，但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造成了土地的大量浪费。尽管国家有土地占补平衡政策限制，但实践中，“占优补劣”的操作手法普遍存在。与此同时，面对2030年65%的城镇化率目标，耕地保护还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持续高压。

    　　“不但保住18亿亩耕地难度很大，即使现有农业用地中，质量也在下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为本刊记者分析，主要原因是，“生产者单纯追求单产，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目前，国内中低产田比例达70%左右。

    　　同时，日益严重的土壤环境污染是摆在农地保护面前又一个棘手的问题，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生活污染等多种方式并存，农村环保成为环保大局中的薄弱一环，突出表现就是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2012年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表明，中国十大流域的国控断面中，水质较差的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超过了30%，而62个国控重点湖泊(水库)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湖泊(水库)比重则将近40%。至于土壤污染，近期“镉米”事件已经发出严重警报。

    　　“九连丰”仍难摆脱紧平衡

    　　粮食“九连增”是农业黄金期的显著标志，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并不意味着农产品供给的高枕无忧。秦富的判断是，就粮食供给而言，总量上将处于紧平衡、结构上短缺与过剩并存的态势。

    　　孔祥智也认为，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会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但是，粮食之外的其他一些农产品进口规模会不断加大。这一问题的国际背景是，随着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和国内农业开放程度的提高，国际低价农产品持续冲击国内市场，农业对外依存度日趋加深。

    　　来自海关的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279亿美元，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是1757.7亿美元。其中，出口632.9亿美元，同比增4.2%；进口1124.8亿美元，同比增18.6%。贸易逆差达到491.9亿美元，同比扩大44.2%。

    　　专家分析，农产品进口就绝对数字而言，仍在合理水平，但从纵向发展观察，进口增长的速度较快，背后透露的信号应引起重视。以粮食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12年前11个月中，中国对三大谷物净进口量已达到940.4万吨，其中稻米175.5万吨、玉米430.7万吨、小麦334.2万吨。这一数据分别是2011年同期的2.2倍、2.7倍和3.6倍。

    　　粮食之外，一些大宗农产品也时常出现大量短缺。如2011年，中国进口棉花达330多万吨，超过国内棉花总产量的一半；植物油进口627万吨，占到国内植物油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尤其是大豆、棉花、乳品、种子等国内产业连续遭遇外来冲击，外资对国内种子、化肥等行业的控制日益加强。比如种业，中国前10名种子企业的市场份额仅占13%。

    　　随着绝对人口的增加、消费结构的变化、粮食能源化用途等因素，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粮食的需求量会持续扩大。秦富的团队参考相关参数做的定量研究预测，到2020年，中国粮食总需求在6.04亿吨左右，如果将大豆作为油料作物考虑在内，将超过7亿吨。中国粮食安全长期面临较大压力。

    　　谁来种地、谁会种地

    　　即使一直比较富裕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也面临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的危机。2008年，农村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比重首次突破50%，此后，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随着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二、三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农忙季节性短缺、区域性短缺、青壮年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为首的课题组，从2009年开始，围绕农业劳动力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对山东、山西、河北、四川、重庆、陕西、黑龙江等10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农业劳动力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到了63.05%。对来自黑龙江、河北、天津等6地区80个村的支部书记、村主任的调查问卷表明，在村里专事农业生产的没有30岁以下的年轻人。“谁来种地”、“谁会种地”的问题日益明显。

    　　秦富分析说，这可能产生诸多不良影响：一是农业副业化或兼业化；二是边缘化；三是弱质化，农业竞争力下降；四是粗放化，撂荒加剧，隐性抛荒等。

    　　农业经营方式如何转型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但问题在于如何改革，尤其是如何实现小农经营与社会化生产的结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对接的难题。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包括经营体制在内的农业农村改革，如何避免盲目推进，搞运动式发展，事关农民利益和农村稳定。实践中，已有一些这样的苗头趋势，集中表现在农村土地的流转、征地等问题上，农民利益常常受到损害。

    　　“国家鼓励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不意味着消灭传统的小农经营，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要协调推进与合作。”在孔祥智看来，中国农业生产经营小而分散，虽然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经营规模可以逐步扩大，但由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小农与大农并存、专业户与兼业户并存的格局将长期存在。

    　　实际上，即使全国2亿农户将来只剩下5%从事农业生产，其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也只有不足200亩，在国际上也只是小型农场。

    　　因此，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在此形势下，如何恰当处理好中国农业“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至关重要，不能片面地认为传统的小农经营就是落后的，更不能以发展现代农业的名义，损害其利益。

    　　专家强调，在继续发挥家庭承包优越性的基础上，着力在完善“统”的层次上下功夫，努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多种形式、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社，健全农业产业化利益联结机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走出一条统分作用都能充分发挥的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