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农经所一直密切跟踪非典在中国农村的扩散发展情况，并成立了“非典与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应急课题组，以动态定量研究非典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全面影响，提出适时的应急政策措施供决策部门参考。钱克明所长任课题组组长，张陆彪、王东阳副所长任副组长，课题组成员包括李宁辉、厉为民、刘小和、朱晓峰、朱立志、赵芝俊、吴敬学、夏英、汪三贵、王济民、李锁平、王燕明、刘静。朱希刚、杨世基任顾问。本期刊登的是课题组李宁辉博士和朱晓峰副研究员的初步研究成果。

“非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定量分析

 一、“非典”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９.９％，比上年同期加快２.３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持续回升；农业和农村经济保持平稳发展，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保持快速增长，经济效益继续提高。

然而，突如其来的“非典”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对一些服务领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餐饮、旅游、客运等行业。据统计，受“非典”的影响，4月份全国的餐饮业消费增长幅度比上个月下降了13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2个百分点。到5、6月份，“非典”对消费领域的影响还在逐步体现出来。而另一方面，“非典”也对我国电信、特别是增值电信服务、医疗行业及住房、汽车等行业带来了正面的影响。既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存在着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如在航空和交通运输方面，客运和货运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走势。

也许是由于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也有一个对事物的认识和掌握过程，对于“非典”究竟对中国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影响，目前还尚无令人信服的答案。

就中国总体经济而言，在国外，全球八家主要的投资银行4月29日对2003年度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指标进行了以下修正。调低的有6家：

l        摩根士丹利从7％调低为6.5％，调低0.5%；

l        高盛从7.5％调低为7％，调低0.5%；

l        花旗集团从7.6％调低为6.5％，调低1.1%；

l        摩根大通从8％调低为7.4％，调低0.6%；

l        贝尔斯登从8％调低为7.5％，，调低0.5%；

l        渣打银行从7.9％调低为7.5％，调低0.4%。

维持不变的1家：法国巴黎银行维持了7.4％的预测。调高的1家：美林从原先的7.5％调升为8％。以这八家投资银行的平均指标计算，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普遍预期从7.61％调低为6.98％，增长速度减慢了0.64个百分点。在国内也出现了不同的预期。对2003年度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调低程度从0.3%至1.5%不等。

但普遍认为，“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中国工农业体系还在正常运转，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并没有因为“非典”的到来而消失。即使在受影响最大的消费领域，“非典”只是使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到抑制，并推迟了部分消费，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受到削弱，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在。只要“非典”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估计对全年经济增长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二、“非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幸运的是，到目前为止，“非典”主要在城市肆虐（特别是大城市），农村仅出现零星个案。由于政策措施及时、得当，目前病情扩散途径已基本得到控制，这样就最大程度地保护了广大农村地区免受“非典”的直接伤害。

但是，农村经济在“非典”的影响也不能独善其身。目前，“非典”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总体的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二是农产品出口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三是农村劳动力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

1．经济总体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全国经济总体变动，即GDP的变动，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根据1990年至2002年统计数据，我们估计出GDP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相互关系。

经我们初步测算，GDP1%的变动会引起农民人均纯收入0.84%的变动。根据全球八家主要的投资银行测算平均值，中国GDP增长速度因“非典”而减慢了0.64个百分点。GDP的这一变动进而引起农民人均纯收入减低0.54%（0.64*0.843455 = 0.539811）。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因此，农民因“非典”损害国民经济总体而遭受的损失为人均13.37元。

2．农产品出口变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据估计，受“非典”影响，总体上看，2003年外贸净出口将比2002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预计外贸净出口将比2002年减少约70亿美元，合人民币约为560亿元。目前，我国农产品出口值大约占出口总值的4.8%。由此推算，因“非典”影响，农产品出口值减少26.88亿元。假设农产品出口受损的程度比其余产品大一倍，则农产品出口值减少53.76亿元。假设农产品出口值大约只有50%可为农民所得，因而农民在农产品出口下降中减少所得26.88亿元。2002年全国乡村人口78241万人，因此人均所得减少3.44元。

3．农村劳动力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

从产业上讲，“非典”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上，其中主要影响集中在旅游、餐饮、航空及其他交通业、商业等上。其中，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萧条无疑将加剧城乡就业矛盾，特别是将对农民收入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因为这些行业农民工使用比例都相当高，行业不景气将明显减少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收入。

据对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推算，2002年农民在外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人均为426元，其中239元来自本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其余187元来自外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假设“非典”已经受控，则“非典”对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影响主要来自在外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影响。

据估计，受“非典”影响，我国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比正常状态下降约20%。假设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收入也呈现等比例下降。目前，在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的收入中，从事旅游业、餐饮业和商业的收入约占25.5%。因此，“非典”对农村劳动力在外地非农企业劳动得到的收入负面影响为人均9.55元（187*0.2*0.255）。

据卫生部门最近提供的情况来看，目前有15个省区的农村报告发生非典病例，一共涉及85个县。其中对4月26日到5月12日这一时段对确诊病人进行分析，确诊的农村病例155例，占同期发病总数的6％左右。

农业部调查了15个省170个村，动员了省里的有关力量进行调查，大体上这些村返乡的农民工的比例在9％到10％。

农民工现在近一亿人，其中跨省区流动的有3600万到4000万人。从目前农业部的调查分析情况来看，返回的农民工大概有800万人左右，其中有400万人左右是因为季节性的返回，还有400多万人是因为受“非典”的影响返回。

假设因受“非典”影响而返乡的时间长度为3个月，则这一因素对农民的收入影响为：187*0.05%*0.25 = 2.34元/人。

综上所述，“非典”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负面影响为28.7元，占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16%。影响的主要来源是“非典”对国民经济总体的负面影响而引致的。

                                      （执笔：李宁辉博士）

“非典”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影响

——定性判断

目前“非典”对我国农村经济并未造成灾乱性的冲击，但也不能因此掉以轻心，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

第一，受“非典”影响的农村地区：到5月中旬，因“非典”在经济上遭受损失的主要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广东省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华北5省市。“非典”对上述6省市农村经济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都市农业的发展遭到“非典”冲击。今年“五一”没放长假，北京等大城市取消了“农家乐”假日旅游活动，导致部分发展都市农业的乡村收入减少。二是“非典”影响与国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及贸易往来。在WHO未把广东、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省市从疫区名单上划掉之前，这些地区有关农业和农村的招商引资、技术合作以及贸易活动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冲击。“非典”虽然对上述6省市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并未形成不可承受的冲击，当前这6省市农村经济运转还是正常的。从全国来看，这6省市农林牧渔业产出总额占全国的份额不到18%，因此“非典”对这6省市农村经济的影响不会左右我国农村经济全局。

我国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受“非典”的影响并不明显。从国民经济各行业受“非典”影响的情况看，目前受“非典”冲击较为严重的主要是旅游、交通、旅店、娱乐、餐饮等与农业相关程度较低的行业，农业生产和农村非农产业总体上并没有受到“非典”的明显影响。

第二，“非典”对今年农民增收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态势，主要取决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变化、农业改革的进展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变化。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的变化，是影响农民增收形势最重要的因素。近年来，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份额达60%以上，鉴于近三年我国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的显著成效，通过进一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今年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有望继续稳定增长，从而为今年农民增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农业改革的进展直接关系到农民增收。今年农村税费改革将全面实施，“粮改”也将进一步深入，前者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为农民减负，后者通过把对粮食流通的补贴改为直接补贴农民，可以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的现金收入，这两项改革都对会今年农民增收产生有利影响。“非典”影响农民增收，主要是减少农民外出务工收入。近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较快，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一个亮点，但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在最高的年份也不到18%。这意味着“非典”影响的是农民收入构成中的非主要部分。此外，受“非典”影响的农民工只是我国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的一部分。目前，在全国农民工输入地中，农民务工受“非典”疫情影响的主要是北京市和广东省。据农业部的调查，近年来，在北京和广东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占跨地区流动就业农民工总量的比重约为40%，总人数约4千多万，不到全国农民工总数的一半。目前由于“非典”返乡的农民工约400万人，占全国跨地区流动就业农民工总量的比重仅为4%。如果能够在今年第二季度基本赢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从而在下半年解除对农民工输出地组织劳务输出的限制，那么“非典”对今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的影响就会降低。

第三，“非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是一个不确定的量。作出“非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很小这种估计，有三个基本前提：一是我国“非典”疫情的发展得到遏制并尽快赢得抗击“非典”的胜利；二是农村抗击“非典”的行动不影响既定的农村经济工作部署；三是把农村抗击“非典”行动所支付的成本控制在适当的水平上。

如果“非典”由目前少数几个疫区向广大城乡的蔓延失去控制，越来越多的农区势必成为疫区，受感染发病和隔离的农民人数势必出现全国性的高增长，从而危及农村稳定，引发农村经济危机。

如果农村防治“非典”的全国性行动扰乱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延误或中断农村改革进程，那么，就很可能使得今年通过加快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来实现农民增收的计划落空。

如果农村为赢得抗击“非典”行动的胜利所付出的成本过高，也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抗击“非典”行动的成本主要是资源沉没成本。所谓资源沉没成本，是指当前在全国展开的农村“非典”防治行动中，各地都必然要投入一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投入这些财力、人力和物力资源的产出是农村公共卫生安全，而没有经济上的收益。可以说，防治非典行动的规模越大、时间越久，资源沉没成本就越高。在多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县乡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过高的资源沉没成本无疑会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

未来一个时期，要避免“非典”对农村经济的负面影响扩大，危及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村稳定，必须切实贯彻落实中央“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在抓好抗击“非典”工作的同时，妥善安排好农村经济工作，通过调整和优化农村“非典”防治行动的资源配置，化解农村“非典”防治行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

首先必须切实加强对农村防治“非典”行动的领导和组织，提高农村“非典”防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于少数已出现疫情的乡村，要借鉴广州、北京等疫区城市的“非典”防控经验，加强对农村“非典”疫情的控制，严防“非典”扩散。对于广大还未出现疫情的乡村，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科学宣传，尽快破除当前已波及14个省农村地区的“非典”迷信；另一方面，依靠《传染病防治法》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把农村抗击“非典”的行动纳入法制化轨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非典”预防工作，努力提高农村“非典”防治行动的效率，以降低资源沉没成本。

其次，应明确农村“非典”防治行动的基本主体。农村抗击“非典”行动需要各省和市县进行统一部署，但最终要落实到乡村。鉴于当前我国乡村债务问题十分突出，农民负担偏重，乡村“抗非”行动的资源沉没成本不应由乡镇负担，而应由上级财政承担。建议尽快完善中央已出台的“非典”专项基金，由中央财政为主，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共同设立农村“非典”防治专项基金，在县和乡镇设立专门帐户，用于收治乡村“非典”患者以及在乡村开展预防“非典”行动的开支。

（执笔：朱晓峰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