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农经所一直密切跟踪非典在中国农村的扩散发展情况，并成立了“非典与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应急课题组，以动态定量研究非典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全面影响，提出适时的应急政策措施供决策部门参考。

钱克明所长任课题组组长，张陆彪、王东阳副所长任副组长，杨世基研究员、朱希刚研究员任顾问，课题组由所内各研究室组成，通过专业、学科优势互补，实行信息共享，以做到快速反应。本期刊登的是“非典”对“三农”影响专题系列报告之六。

从非典看中国社会的危机和机遇

非典已快过去，人们正在对非典影响进行评估和深刻反思，非典疫区的社会生活也正在恢复正常、经济发展又步入快车道。从当前看，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只是暂时的，直接受损的是餐饮、文化娱乐、交通、旅游等一些产业部门。在受损的人群中，非典对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业和收入影响，可能是最大。从长远看，非典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又是巨大的、深远的。非典对危机的公共管理、对人们的行为道德、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冲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对农民工这一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更为关注了。改革开放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加快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在中国为人们创新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环境，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效应。一方面，通过追求市场竞争效率，已使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发育的不充分、机会不均等，使一部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相对贫困却越来越严重，其中有城市下岗失业人员，有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部分人群，还有正在脱贫的二千多万人。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及救助能力依然薄弱，众多以农为生的农民福利状况依然很差。市场经济催生并且正在扩大中国社会的分层，不公平和不平等正在拉大，这种越来越大的、现实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不知道在未来带来的是社会危机还是发展机遇？

先从危机谈起。一般来说，危机是指对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产生重大威胁的事件，它使人们几乎来不及反应，同时由于缺少信息或信息不可靠，进而对人类社会及其依附的资源造成损害，导致社会失控的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危机事件的出现，但出现危机的种类不尽相同，有自然灾害类的，如地震、洪水、动物疫病、人类传染病等；有人为造成事故类的，如车船超载颠覆、矿井塌陷等；还有一些是发展形成的经济社会差距引发的危机事件，等等。这些危机事件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演变路径各种各样。随着科技进步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不同种类危机有不同预防、防治措施。但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逆转性，由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引发的危机，不仅影响大、波及面广，而且是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处理难度大，影响社会生产、生活、生态和人类社会生存的各个层面。

当前，处在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正在不断地迈入城市，目睹了这一正在扩大的社会反差。农民工其本身的称呼就带有歧视性。暂且借用之。通俗的说法，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后离开家乡出外寻求就业、寻找机会的人，同时又是被现行制度规定、一生下来就是居乡务农的人。除非通过高考、参军等方式，否则终身难以打破“农民”这个社会强加的印记。笔者就是利用高考方式进入京城的。打小时候起在记忆中，身边周围的乡村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勤恳恳，邻里相助，为温饱而俭朴的生活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由此延续。但是，在市场的导向下，由于基础薄弱、先天不足，规模狭小的土地已无法使他们致富，市场竞争的信息缺乏使他们调整生产无可适从，种田所需的化肥、农药、农膜等要素投入，不仅需要支付收入中为数不多的现金，以及不合理的税费，更要命的是年成好、丰收时的谷贱伤农。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以其无私的贡献、厚实的胸怀，支撑并推进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邓小平总设计的改革开放，广大农民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们的欢欣，家庭承包制释放了他们蓄积已久的潜力。高考送出去一拨又一拨的农家子弟。大中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为农民拓展生存与发展空间提供了机遇。所有的一切，都使他们充满希望、倍加珍视。在城市人眼中，虽然民工是一群衣着破旧、身覆灰尘的乡下人、一个被城市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其善良、平和的心态，容纳了城市社会许多的不公正。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尽力地获得报酬，通过被人为限定在若干工种、又脏又苦又累的劳动，来养活远在他乡的家小。当城里人合家欢乐、灯红酒绿的时候，他们考虑的是明天还有否这份费尽心力的工作，而又有多少城里人想起他们，又有多少公共管理人员为他们谋划发展的未来。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一些人认为，是民工潮冲击了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但大多数人看到，民工在防治非典的行动中，以其勤恳、实在配合社会，比有些天之娇子表现出好得多的行为。

非典使社会、政府对民工有了更新的认识。社会在转型，党和政府在行动。十六大提出了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的改革主张，为世人所瞩目。20世纪中后期，在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土地的丧失，大批难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差距极大的二元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暴力事件、吸毒、卖淫等社会病症，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举步不前，政权更迭，社会动荡。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始于15世纪末叶的自由资本主义竞争，所实行的长达4个世纪的欧洲“圈地运动”以及北美大陆上的“西进运动”等，使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羊吃人”、灭杀印第安人等血淋淋的资本积累和殖民扩张上。在我国，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农业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我们既不能重蹈发展中国家的覆辙，又不能走发达国家的流血之路。据估计，在中国离土又离乡的民工全国约有八千多万，加上这些民工的家小，有数亿人即将汇集在这一涌动的大潮中。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农民家庭转移的前导，农民家庭的有序转移才有可能真正使中国经济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落到实处，应该说是恰逢其时。“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处理得当，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将是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处理不好，将引发难以预料的社会危机和动荡。

从发展机遇上看，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市场为人人都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一种情况是，市场竞争甲方所得为乙方所失，属于信息经济学对策问题中的零和对策，完全对抗，胜者荣，败者辱。而大多数的情况是，在市场竞争中表现为非完全对抗，信息经济学又称之为非零和对策，实现双赢。那么，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农民进入城市，参与就业竞争与市民的竞争门槛是同等的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同样都是儿童上学、货币购房，但城乡身份不同的人其行为结果是不一样的，民工有没有这个权利，即或有，其支付能力、所付出的代价都要远高于城市居民，况且处在不同学区的城市居民的孩子跨区择校，都要支付相当的择校费。前者涉及到WTO规则中专门规定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问题，后者是教育供给人为分割、资源垄断，必然产生求学机会的不均等甚至教育中的权力寻租问题，这里不对此作讨论。对民工来说，他们能重新选择发展权，但他们不能选择出生权。一个人尽其才、人尽其力的社会才是一个充满活力、予人期望的社会。虽然一些地方对户籍制度、城镇用工制度进行了改革，但就全国来说，各种“围城”栅栏依然存在。为什么在一个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加入WTO、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对改革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来降低市场门槛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依然是争论不休甚至是茫然和麻木呢？“计缓急之事，则危危而无难”。哪怕是推定一个预想年限及目标，分期、分批的拆除其栅栏，都将使广大农民欢呼雀跃、满怀信心、发奋努力。况且，我们加入WTO都设定了若干个开放时限。再退一步说，这难道比当年争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还要大、还要复杂、还难以决断吗？

追求幸福是人类的天性。农民工进城打工，多数人知道的是凭劳动赚钱，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他们出卖的是劳动力自身还是劳动。就凭民工居住在工棚、也许是暂时居住的事实，也大致可以推断出，在劳资双方的非完全对抗中，民工是弱者，在劳资双赢中赢的也是很少的份额，他们缺乏的是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组织行为。事实上，对民工进行公共管理的有关部门，有利则共管，无利则推诿。公共管理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放眼今日之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土地的流转，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城镇（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及农村社区的建设以及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等，都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层面的需求。从本质上分析，市场条件下各种要素的流动，最终要反映到人的流动上，正如当代城市人向往乡下的田园牧歌，农村人向往城里的现代文明，带来的是源源不断的经济活力，产生的是绵绵不息的文明交融。而在现阶段的中国，集中体现这一巨变的社会历史进程又正是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的地理大转移，从而把中国城市和农村两大地域的现代化紧密地联结起来，汇成一支纵横中国的、涌动的经济流、社会潮，由此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对民工流、民工潮的指引和管理，不仅是要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切，对其群体流动的疏导，更应上升到现代化的谋略上，来统筹工农发展、统筹城乡发展以及统筹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从整体上考虑这一全局性问题，从战略上高度认识这一重大的社会急剧变革问题。对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转移是放任自流、还是加以引导，是主动促进、还是被动围堵，都将从根本上直接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通于出入之度，则深入而不危”。当前，要及时把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庭转移纳入到全面小康进程中考虑，按照“人的尺度”发展经济、建设社会，既要通过抓流动促两头，抓核心问题，又要对城乡、工农发展进行多目标规划。否则，将抓不到主要矛盾，顾此失彼，贻误战略机遇。

生命平等是人类社会正义的根本法则。许多民工已有稳定的就业岗位，虽然多数蜷缩在城市的角落，但是他们在推动城市经济再生产的同时，还要同步进行人口再生产，提高家庭的生活质量。我们不反对发展轿车、修建别墅、公寓，那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象征，是改革开放的成果。问题是如何共同富裕、先富如何帮后富和由谁来牵头帮富的问题。一个社会的良心首先是看先富起来这部分人的良心、看这部分人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行为。十六大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我们不主张把别墅、公寓等通过压价或其它方式卖给民工，而是应当想到或做到为民工建房，更不用说是为城市广大居民建房了。当然在当前为民工建房仅靠企业是无法办到的，但用工单位必须考虑其起码的生存条件，提供能避寒遮光、保障日常生活的住房，而不是散落在高楼大厦丛中风雨飘零的工棚。

文明系于小节、关乎大众。仅为民工提供各种现实的基本需求，居有屋、幼有学、老有养，等等，就能为社会提供巨大的就业机会，更不用说城市居民的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需求了。一方面是高档住宅空置，另一方面却是经济适用房供不应求，为什么当前供给与现实需求在许多地方是那样的不对称？一方面是提倡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是多方盘剥，为什么要善待民工而又与社会漠视其生存状况如此的脱离？“察数而知治，审器而识胜，明谋而适胜，通德而天下定”。中国是世界各国瞩目的市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中最具投资潜力和挑战的市场，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但世界更离不开中国，这可从外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即可验证的事实。全方位的纵深开放正在加快中国的现代化、市场化进程。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公共管理调控市场的导向作用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市场该干什么、公共管理该干什么，至今尚未明确。在一定时期，社会资源是一定的，但采取不同的资源投入配置方式和政策激励方式，产出效果是不一样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当前，是因势利导、重在大端？还是因循坐误、抱残守缺？我们必须做出决择。中国农民富裕之时，中国农村发达之时，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之日。我们急需的是战略上的超前谋划，急需的是制度上的统筹安排，急需的是公共管理上的社会正义和行动，急需的是务实图治的人文关怀，难道不是吗？

（执笔：王东阳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