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意义

张陆彪

     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农村社会发展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农村发展问题极为相似。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爆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另一方面，60年代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韩国政府通过发起“新村运动”，通过政府投资、乡村配套和银行信贷等形式对农村地区实施全方位改造，成功达到了改造农民居住环境、缩小城乡之间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尽管主要依靠国家力量，通过回报农民、反哺农业、扶持农村，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做法在国际上也不乏其例（如美国和日本在通往现代化过程中都成功经历过这种阶段），但是，认真研究总结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社会效益及经验教训，对我国目前调整相关农村政策和农业产业结构，研究解决我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和目的

韩国农业的突出特点是小规模家庭经营占主要地位，属于小农体制下的家庭农业。韩国山地面积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尽管1949年实行土地改革，土地回到了农民手中，但长期以来经营规模小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据统计，1992 年农业人口为570.7万人，农户164万。耕地面积207万公顷，平均每个农户1.26公顷。其中，约80%的农户的经营规模在1.5公顷以下。

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的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于1970年4月22日开始发起了“新村运动”，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来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同时，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

韩国“新村运动”的中心目的是农村启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村启蒙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和政府补贴的形式达到改变农民精神面貌的目的，强调农民的合作、友谊、勤奋和参与意识。经济发展主要包括增加基础设施项目和增加农户收入项目，前者如道路扩展（村庄道路和村庄到农田的道路）和小规模灌溉工程（小水坝、水塘、排灌渠等）。后者如家畜饲养、推广经济作物、发展专业化生产区、合作耕作以及建立各种“新村工厂”以增加非农业收入。社会进步则主要体现在环境改善（如修建供水系统、排污系统、公共澡堂、公用水井、洗衣房等）、住房改善（如屋顶改建、房屋维修、村庄重建）和公共建设增加（如扩张电网、通讯网）。

围绕这一中心目的，韩国政府通过政府投资、乡村配套和银行信贷等形式实施了对农村地区的全方位改造，从而达到了改造农民居住环境、缩小城乡之间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据统计，在“新村运动”中，韩国政府的财政资助占总投资额的比例很高，除了1972年和1973年在20%以下，其他年份都在20%以上，其中1975年、1979年、1980年和1982年政府财政投入均在40%以上，最高年份政府投入高达59.2%。这一运动的广泛持久推行，彻底改变了韩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而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和经济发展又反过来刺激和拉动了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从而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同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相互促进，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

韩国新村运动至今已开展30年。政府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创造了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一个成功模式。

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展历程具体可分为五个阶段：

1.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年）。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等。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韩国政府为全国所有农村免费提供水泥，但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而必须用于村里的公共事业，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意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

发起新村运动的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根据各村表现的积极性，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其理由是：（1）农民当时最为迫切的要求是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2）改善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更容易启发农民并得到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新村运动就是在这种农村社会背景下发起，又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1.改善农村公路。当时的韩国农村，从地方公路到村级公路既狭窄又弯曲，没有桥梁，各种车辆和农机具无法通过，交通十分不便。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1971--1975年间，全国农村共新架设了65000多座桥梁，各村都修筑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个别极为偏僻的农村外，全国都实现了村村通车。村民们又自发起来，修筑了许多政府还没有顾及到的大小河堤。不少农民无偿让出了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新村运动发起后，很多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村里选出男女各1名担任新村指导员，妇女活动在新村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改善农户住房条件。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使农村面貌焕然一新。由于改善了农村周围的公路，水泥和钢筋等物质的运费也大大降低，很多农民从外地运来水泥和沙子，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3.推动农村电气化。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改善农民饮水条件。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 积极发展农协组织。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于韩国农协，尤其是基层农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自古以来，韩国农民因贫困交加而没有多少储蓄的习惯，但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到农协金融机构储蓄，而且储蓄额也不断增大。1971年每户农民的储蓄额只有4300韩圆（时价12美元），而1978年增长到24.5万韩圆（500多美元）。随着农民储蓄额的不断增加，由农协提供的农业生产资金也不断增多。60年代中期，由农协提供的生产资金中，70%来自政府的财政资金或金融资金，而到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下降到25%。农协的信用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的储蓄，农协的金融组织在农村金融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妇女组织在发展农村储蓄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新村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7.兴建村民会馆。新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韩国新村运动的实施和推广，大大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加。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从70年代开始，韩国农民收入得到了明显提高。1965—1969年，韩国城市户均年收入增长14.6%，而农户收入为3.5%，但在1970—1976年，城市户均年收入增长4.6%，而农户收入为9.5%。1970年，农户年平均收入为25.6万圆（当时可折合成824美元），按每户6口人算，人均收入137美元；到了1978年，农户年平均收入达到3893美元，人均649美元，即使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户的实际收入也大大提高。其中在1974—1977年间，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曾一度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到1996年，韩国已完全实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均等。

四、新时期韩国政府的新农村政策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其中，果农、菜农占较大比重的汉城市郊和济州岛的农民收入最高。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显著提高，每100户农民所拥有彩电率达到123.6%，电冰箱105%，燃气灶100.4%，电话99.9%，汽车20.9%，计算机6.7%。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新村运动初期需要政府支持、协调和推进的某些使命，国民及非政府组织已有能力自主开发一些活动，于是便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来推动新村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培训、信息和宣传工作由民间组织来实施和完成。

然而，因为农业本身的比较效益低，仍需要政府的一些保护和扶持，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韩国历届政府始终对此给以高度重视并努力施行。进入90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一系列扶持农业和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促使新时期韩国农村与新村运动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1994年6月，由当时的金泳三总统主持召开的“推动农渔村及农政改革会议”，研究制定了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力争在20世纪末使农民年均收入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21世纪初实现现代化的农村，使新村运动在韩国奠定的良好基础，在新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其具体内容覆盖：（1）教育；（2）医疗；（3）农渔民年金制度；（4）减轻农渔民负担；（5）扩大非农收入；（6）建设现代化的农渔村；（7）扩建农渔村公路；（8）开掘地下饮用水；（9）鼓励经营农业；（10）增加信用保证基金；（11）搞活农用耕地交易；（12）健全食品加工制度；（13）建立竞争制度；（14）建立健全农业支持机构。

金大中总统执政期间的1998年3月至2003年2月，克服了国家的金融危机，恢复了经济增长，进一步完善了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加注重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实现了南北首脑高峰会谈。

自2003年3月，卢武铉当选总统开始执政以来，提出了20项基本国策，倡导建设具有竞争力和生活和美的农渔村，具体政策有8项：（1）确保农渔村预算达到10%，进一步提高农渔业的竞争力；（2）开发环境亲和型农业；（3）增加农民收入，增幅达到20%，补贴农民收入因农产品价格走低而减少部分；（4）确保农渔业稳定经营；（5）建立农渔业福利体系；（6）稳定农民收入；（7）增强农村经济的活力；（8）奠定农渔业旅游基础。

五、启示与建议

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有些国家的总统、各部部长亲自带领考察团组学习、考察。

韩国的新村运动能够获得成功，有三个重要的原因：（1）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政府各部门相互协作，事先制定周密的计划和目标，事后进行评定总结，建立了目标管理制度、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奖惩制度。这是新村运动成功的基本保证。政府还在政策、制度、资金等各个方面给予倾斜，并给予了充足的财政投入。在1971～1978年的财政预算中，农村开发项目费用就增加了7.8倍，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合计增加82倍。（2）让农民得到实惠。韩国政府注意从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入手，调动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首先是帮助农民安装电灯、自来水，然后是修路架桥、建立村公共澡堂、洗衣房等，之后转入发展生产和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新村运动使往日破旧落后的农村焕然一新，全国村村通电、通汽车，家家有自来水。农户收入显著增加，由1966年的208.94万韩圆增加到1981年的422.09万韩圆。（3）注重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在新村运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运动成功的保障。农民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村村都建立“村民会馆"这个思想教育阵地。通过讲课、讨论会和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向农民灌输正直诚实的价值观，培养农民勤勉、自强、团结和奉献的主人公使命感，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对农村领导人和农民进行长期不间断的教育，使农民具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团结协作精神和良好的生活态度。

从韩国新村运动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对人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改造是乡村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2）农村领导人员的实际素质和能力在乡村现代化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政府的支持和个体农民自立精神、自立能力的培养在乡村现代化建设中起着同样重要作用。（4）乡村建设的形式必须要适合国情。（5）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服务系统也是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6）乡村走城乡一体化、工农业一体化的发展道路是乡村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新村运动不是一场政治运动，而是在农业萎缩、农村衰退、社会颓废的大背景下，农民得到政府、学界和城市居民有组织的支持和呼应而发起的自助、致富活动，也是城乡、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成功尝试和具体实践。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能够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来树立和提高。

应该看到，韩国新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但是，农民通过新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激励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奋发进取，勤劳致富，这点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通过对韩国新村运动的调研考察，反思和展望我国过去、目前以及未来农村的改革，我们建议：政府应尽快启动中国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全面统筹城乡经济。中国城乡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目前政府也已经具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启动中国乡村振兴行动计划，可以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强化政府在农村的地位和威信；保持农村地区的稳定；实现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统筹均衡发展。

具体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1.      切实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并将之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来实施。这一工作可以作为政府的民心工程。尤其对中西部落后地区而言，这项工作所带来的正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将超过“西部大开发”。具体可以仿效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做法。

2.     抓好乡村一体化规划，改善公用设施和环境。乡村规划工作长期缺乏一个一体化的长远规划。规划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原则，切实以改善农村的公用设施和农村公共环境卫生为基础和根本。要注意的是，农村历史文物古迹要保护好。乡村规划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推翻乡村的历史面貌。

3.     培植特色产业，建设绿色家园。绿色家园是新时期农民的新思想和新期盼。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初期并没有这样的计划，到后期才逐步深化考虑到这一点，强调类似于我国的“一村一品”“一区一品”等特色产业建设。培植特色产业应进一步加强，核心目的是增加农民收入和建设绿色家园。

4.      加强城乡对口支援，自愿为基础，政府引导单位对村，企业对村，个人对村。这一措施在我国已实施多年，效果良好，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烈欢迎。调动各种组织单位和广大群众的力量，加强城乡对口支援，不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却起到了凝聚民心，增强政府声望的积极作用，应该大力提倡和坚决实施。

5.      进一步强化农民教育和农民培训。入世后，农民培训应该在原有培训形式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开展一些适应新时期农民需求和特点的培训形式。韩国的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模式实践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在我国也进行了试点工作。如何具体实施“三位一体”模式，需要在现行的和未来改革后的农业管理体制下探索一些新的思路和经验。

参考文献：

1.      Saemaul Undong Movement in Korea, National Council of Saemaul Undong Movement in Korea, June 1, 1999.

2.      Saemaul Undong Movement in Korea,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Saemaul Undong Movement In Korea, January 2001.

3.      李水山、许泳峰著，《韩国的农业与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12月。

4.      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9月。

5.      韩国全国大学教授新乡村研究会，《新村运动论文集》，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1982年6月。

6.      路明著,《农业教育5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12月。

7.      韩国使馆新闻处，《每周韩国》，1998—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