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刚

本文将从数量角度分析我国粮食供需的总量平衡问题。粮食数量是指原粮，包括大豆和薯类在内。

一、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没有达到400公斤

准确估计我国粮食的总需求量并不是一件易事。本文把粮食总需求量定义为口粮、饲料用粮、加工用粮、种子和储运中损耗的粮食的总和，并用原粮表示。下列等式应当成立：当年的粮食总需求量 = 年初的粮食库存 + 当年的粮食生产量 + 当年的粮食净进口量 - 年末的粮食库存。

问题是缺乏各年的粮食库存数据。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出一个假定：各年的粮食库存量是变化的，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平均的年粮食库存量大体是一个常量。时期越长，假定与实际越接近。本文用连续11年的国内粮食生产量与粮食净进口量之和的年平均值作为粮食总需求量的估计值。如1985年的粮食总需求量是1980-1990年共11年的国内粮食生产量与这11年内净进口量之和的年平均值，为39112万吨，除以1985年末总人口，1985年的人均粮食需求量为374公斤。

按同样的计算，1990年的粮食总需求量为43031万吨，人均374公斤；1995年粮食总需求量为47642万吨，人均390公斤。

对2000年的粮食需求量，由于时间长度不够，不适合用上述方法估计。2000年以来粮食总产量下降很快，已连续多年动用粮食库存。但是，在粮食产量达到历史记录的1998年前后，人们普遍感到粮食供给大于需求，粮食库存增加，从1997年起到2000年，粮食都是净出口。1997-2000年间各年的国内粮食生产量与粮食净进口量之和的年平均值为49064万吨，进而可计算出1997-2000年间的粮食人均年需求量为392公斤。由于没有考虑该期间粮食库存的增加，这个粮食的年需求量是偏高的。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均粮食需求量一直低于400公斤。

假定2010年和2020年的粮食人均需求量稍有提高，分别增加到405公斤和410公斤，人口增长率按2003年的0.61%计算，则2010年的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5.5亿吨，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量预计不会超过6亿吨。

二、我国粮食生产的波动主要源自政策变化

1980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发展并不平稳，总产量波动非常明显。1980-1984年，粮食总产量出现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2%，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首次登上4亿吨台阶。但是，在1985-1989年间出现了连续徘徊的局面，粮食总产量有3年低于4亿吨，198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是1984年的水平。从1990年起，粮食生产结束了在4亿吨徘徊的局面，1993年粮食总产量跨上4.5亿吨的台阶，1996年达到5亿吨，1998年达到创记录的5.12亿吨。然而，从1999年开始，粮食生产又出现连续滑坡，2003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有4.31亿吨。2004年又出现了粮食生产的回升局面。

我国粮食生产的这种波动，主要是农业政策的变化引起的。

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粮食生产快速增长，原因主要有：（1）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体制的变革，确立了农户这一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成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迅速发展的制度保障；（2）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大幅度提高主要粮食品种的收购价格，1979年粮食统购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农民从粮食生产中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3）20世纪80年代前，国家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积累，为体制改革后粮食生产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形势下，1985年开始采取抑制粮食生产的政策，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粮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加上不少地区取消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挫伤了粮食主产区和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致使1985年粮食播种面积比1984年减少400多万公顷。此外，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涨价幅度大大超过粮食价格的上涨幅度。

1990年以后粮食生产能够摆脱停滞下滑趋势，其主要原因是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从投入、资金及政策方面采取多种办法鼓励粮食生产发展。为增加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投入，国务院从1989年起建立农业发展基金，由各级财政列入预算，专款专用。部分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实行了“以工补农”和“以工建农”政策。在粮食定购上，国家采取“三挂钩”政策，1994年，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1995年，国家实行稳定粮食定购数量和价格，议价粮坚持实行市场收购。1994年和1995年连续两年的粮食混合平均价格的上升幅度超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1996年，国家再次调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发展粮食生产的行政领导，最明显的效果是从1995年起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增加，1996年的粮食播种面积已回复到1984年的数量，1998年的粮食面积达到了1984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制度安排成为1996-1998年粮食大丰收，总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粮食的连年大丰收，使粮食供给大于需求，粮食库存增加，为减少粮食种植面积，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2001年中央政府对沿海8个省市的粮食市场放开，不再下达粮食生产量指标后，各地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加快了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的速度，到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已不足1亿公顷。同时，各地还不同程度地压缩高产但品质较差的粮食品种的播种面积，增加优质粮食品种的播种面积，使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下降。这样，使200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98年下降了15.6%，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值。

近年来粮食生产下降的本质原因是粮食生产经济效益的急剧减少。粮食价格从1995年以来连续下滑，下降幅度很大。农民出售粮食的全国平均价格，1995年为每公斤1.50元，2000年已下降到不足1元，下降了36%。2001年后有所上升，但也只有1995年价格的70%左右。农民种植粮食的净产值下降幅度更大。1995年粮食生产的净产值达到5700元/公顷，2000年的净产值只及1995年的一半，为2900元/公顷，2001年后也只有1995年的60%左右。因此，由于粮食生产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政府一旦放松了粮食生产的控制和减少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快速下降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2000年以来国内粮食总产量的快速下降，粮食供需缺口加大，从2003年9月份起，粮食市场价格开始走出低迷状态，出现了全面上涨的趋势。2003年农民出售粮食的平均价格回升到1.13元/公斤，比2002年增长了15%。2004年的粮食价格则继续上涨。在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同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和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除了实施农业减免税政策、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外，在全国实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对13个粮食主产省给予良种补贴，对重点产粮县的农民购置大型农业机械进行补贴，补贴化肥生产企业以稳定化肥价格。此外，还实施粮食优质产业化工程，增加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和扶贫资金，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扶持。

在粮食价格较大幅度上涨和国家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支持下，农民种粮积极性普遍高涨，2004年的粮食播种面积比2003年增加2.5%，超过了1亿公顷，加上较好的气候条件，粮食单产可能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粮食总产量可望超过4.6亿吨，开始进入新一轮的粮食生产增长期。

三、未来粮食生产量的预测

我国未来的粮食生产量是一个可以改变的变量，既取决于资源供给和气候条件，更取决于政府执行的政策，既可能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也完全能做到粮食的自给自足，但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生产量不能满足需求，供需出现一定的缺口。

我国未来粮食的增产面临着不少制约。首先，由于粮田被占用、水资源短缺等诸多因素制约，粮食生产出现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特别是要保持1.1亿公顷粮食播种面积的生产能力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农业科研投资增长十分缓慢，不利于中低产田的改造和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第三，由于粮食生产比较效益和相对优势下降，不利于调动粮农和粮食主产区政府增产粮食的积极性。“产粮大省、财政穷省”,“产粮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现实格局使得粮食主产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偏离中央政府对粮食主产区进一步增加粮食供给的预期。增产粮食不可能缩小与非农产业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使得地方政府缺乏对农业尤其是对粮食生产基础性设施投入的积极性。因此，如果不制止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趋势，并逐步恢复原有的一部分粮田，我国未来粮食产量的增加是非常困难的。

从长期分析，在稳定粮田面积的前提下，粮食的增产潜力主要来自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尤其是中低产田单产水平的提高。我国每公顷粮食的单产，1980年为2.73吨，到1998年已经达到4.5吨，增长了65%，年均增长率为2.82%。今后粮食单产的年增长率维持在1.2%是完全可行的。

在2000年以前，粮食播种面积一直稳定在1.1亿公顷以上，但从2000年开始，粮食播种面积逐年下降，到2003年降到了1亿公顷以下，使粮食总产量大幅度下降，产生了较大的供需缺口。因此，稳住至少有1.1亿公顷的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总产量不断增长、达到预期增产目标的基本保证。

曾经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尽管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制度运行成本也较高，但对稳定粮食种植面积，遏制沿海发达地区粮食生产的下滑趋势、增进产粮大省的积极性，进而促进粮食生产发展，作用是明显的。现在，粮食省长负责制实际上仍在实行，尽管其形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政府今后要构建和完善粮食供需平衡的市场机制，在注重必要的行政、立法调节的同时，更多地把重点放在构造以区域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为基础的全国粮食市场机制方面。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粮食播种面积能够做到不低于1.1亿公顷，通过增加投入和技术进步，实现粮食单产的低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左右），使粮食播种面积单产从目前的近4.5吨.